季羡林：《史记》“光芒万丈长”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读书的重要性。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二是书籍。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在我喜欢读的书中，司马迁的《史记》算一本。它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这部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时至今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历史是最无情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任继愈：
1、《呐喊》值得一读再读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话有它的道理。而在今天，对这句话就要有选择地对待了。青少年辨别力不强，读了一本坏书，可能对他不但无益，反而受害。我推荐的书目是鲁迅先生著的《呐喊》。鲁迅用严峻的目光、严峻的语言、严峻的要求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中华民族有浓厚的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呐喊》更加使我们认识到除旧布新的紧迫性，值得一读再读。
2、《论语》和《老子》中国人都应该看的书
耄耋之年的任先生思维仍然清晰而敏捷，听记者介绍完“名家荐书”的栏目情况，他立即表示：“《中华读书报》我每期都翻翻的，你们这个栏目设想很好。我向你们推荐两本书，是我一向说，中国人都应该看的。”
任先生推荐的是《论语》和《老子》。这两本书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一个是儒家代表，看起来容易， 读起来难，一个是道家代表，看起来难，读起来也难。要知道自己文化的根，离不开这两本书。
记者提到现在国学典籍的注释版本太多，而且良莠不齐，让读者莫衷一是。任先生认为，读《论语》和《老子》可以分两步走。搞清楚字词句章的意思，这是第一步。首先找个一般的简易读本，标准是比较可靠的出版社出的、不那么花里胡哨的、由正经学者作注释，而且一定要是全本，那种随意摘选几段来解释的最好不要。读的时候特别要分清楚孔子（老子）怎么看，和注释作者怎么看孔子（老子）。他以自己新近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老子绎读》一书为例，这本书就是给程度相对高一点的读者看的，不合适作入门用，因为是繁体字本，书中有马王堆甲、乙本、郭店楚简甲、乙、丙本和王弼本等多个本子的互校，有他写的专业论文。
他觉得一般的读者不需要看太艰深的研究性著作，比如有些专家的论文和专著。也不必接触太细致的版本，一开始不必太计较版本问题，《红楼梦》也有很多版本，个别字词、个别章节多有出入，但自然有一个通用的、文从句顺的本子，《论语》和《老子》也一样有通用本。那些校勘繁复或形式古旧（比如竖排繁体字无句读的线装本）的版本可以先不接触，免得望而生畏导致退避三舍，先以有兴趣、愿意看，而且确实看得懂为标准。
这第一步，并不是看一本书就算走完了，而是要看好几本。比如先看简体字再看繁体字本。先看看得懂、看得进去的，晦涩的、没兴趣的先跳过去，看几遍后再回头看以前不爱看的部分。比如看不同学者的不同注释本，不同的注释有时候对字词的解释、甚至句读都有不同，这个说“高下相倾”，那个说“高下相盈”，这个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个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自然就接触到了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注释会有差异、甚至有矛盾，也要尽可能多接触几种解释，才能判断哪种解释更普遍，更合理。如果可能，最好还能背一点。
与此同时，配合看一点通俗的背景介绍性图书，如《孔子的故事》《老子的智慧》之类的。有了历史背景，对《论语》和《老子》的文本理解能够生动并深入些。
七八种这样的简易读本读下来，第一步“通义”差不多就完成了。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思想。踏实走完第一步，读懂书中意思，一般人自然会引发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论语》和《老子》两本书都是有思想启发性的，而且有巨大的理论空间。那就已经进入领悟和研究的领域了。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二月河：读“红楼”可获顶尖享受
读书，人生一大乐事。爱读书这一条，我至死不会变。我读书过程中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但是当读了很多书时，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积累，一种创作的欲望。在这里，我推荐曹雪芹著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读《红楼梦》对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传统伦理道德等都大有裨益。在艺术上，《红楼梦》也是巅峰之作，读她可获得最顶尖的审美享受。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叶 朗：中国人都该读《论语》
读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浏览，一种是精读。一个人要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底，必须精读几本书。我推荐的书是《论语》。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不受《论语》的影响。中国人都该读《论语》，不把这本书读懂、读通、读透，就不能深刻理解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读《论语》，会感受到在你的心中流过的是一条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长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王安忆：建议读读《百年孤独》
我读书是看一本扔一本，扔掉的是书本，而留下的是人对书本的深刻理解和书本对人的启迪。如果非让我推荐一本书，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著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本书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拉丁美洲的一百年，它简直是把整个地球端到了读者的面前来转动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于 敏：读《资治通鉴》知兴替
读书不在多，而要抓住精髓，不被书所累。读书，如同做学问，要厚积薄发，初读的时候越读越厚，养成习惯，透过表面看实质，就会越读越薄。一般读书要由薄到厚知道骨头熟悉肉，了解知识的广泛是必要的；把书由厚到薄，透过字面提炼出精华，则需要下一点功夫。我虽然从事的是物理研究，但喜欢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喜欢读中国的历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读它可以知兴亡更替。
——中国氢弹之父、中科院院士
余秋雨：老师节
今年的教师节又来了。我在这个节日前遇到了一件又惊又喜的大事：终于找到了我小学的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在拆读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从杭州寄来的一张简报，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前我是余秋雨的班主任》，大喜过望，因为那篇文章的记者遇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何杏菊老师。但是，那篇文章并没有何老师的地址、单位，那张报纸也不知是属于那个系统的，因此我派出在浙江的朋友想法寻找。后来，通过汪小玫、李永飞等朋友的帮助，终于找到了。
我为什么一直想寻找何老师？因为她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我是四岁那年到当时的浙江余姚小桥头小学读书的。四岁，太小了，第一位老师姓史（或施），我听不大懂她讲的话，只知闻书本上的油墨香气，她很快就调走了，调到逍林镇的坡山路小学。第二位老师是我妈妈的朋友，妈妈叫她“秀琪”，姓罗，她在选择恋爱对象时与母亲意见不合，自杀了。到何杏菊老师来接我们班，我已经六岁。她教了我一年。当时我虽然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但刚刚开始产生正式上学的感觉。因此，对她的记忆特别深。
她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来教我们。从刻板的教学观念来说很不合格，但她青春洋溢的快乐性格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愉。她教了我什么，已经忘记，但正是她，从起点上告诉我，读书写字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这种快乐感，一直贯穿在我的生命之中，直到今天。因此，我多次下决心要找到她。但她在教过我们之后，也去上初中了，再也没有回过我的家乡。
这次我见到她，彼此高兴极了。她早就在报刊电视上关注我，但像很多朴实的老师一样，不想以学生的成绩为自己增添什么。去年只是随口说起，被一位记者盯上了。
我回忆了六岁到七岁之间的很多趣事，再问她当时对我的印象。她说了三点，一是干净，这显然是我妈妈的功劳；二是聪明，这很可能；三是因为年龄小，坐在第一排，老师一提问我就回答，完全忘了背后还有很多同学，因此老师只得每次阻止我的回答问后面的同学，我这才害羞起来。这听起来很有趣，却完全记不得了。
有一个问题是我长大后才想起来的，似乎有点俗，但还是问了：当时这样的乡村小学，老师们有工资吗？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何老师告诉我，没有工资，每月发三十斤大米，是同学们用粮食缴的学费（我家除外，我父亲在上海工作，因此用货币缴学费）。何老师又补充道，当时的那些家长太贫困了，又有农民的私心，缴来的粮食往往很不好，不知怎么办。后来，开始发工资了。
让我最激动的是，何老师还找出了一张师生合照。请看所附的这张照片，印的日期是1953年6月4日，我正好六岁。最右边夹腰的女老师，就是何杏菊老师，你看她那么阳光。第三排左边第一个男孩子，头被后面的一位男老师按着的，那就是我。我还记得，这位男老师叫蔡大赍，为什么记住了？因为这个赍字当时觉得很奇怪。站在何杏菊老师身边的那个瘦瘦的女老师叫陈秀绛，为什么记住了？因为这个绛字当时也觉得很奇怪。陈老师的丈夫叫黄均济，有一天陈老师在课堂上晕倒了，黄老师冲进来一把抱起就到镇上找医生去了。这个抱着爱人的躯体快步疾奔的高大男人的背影，给我们全班同学上了一门关于爱情的课程。当时农村中一般农民发生了这样的事，总是派人到镇上把医生请来，情景远没有黄老师做的那么感人。
那天在何杏菊老师杭州的家里，我反复地说着乡间小学的生活对我一生的重要性。对此，何老师谦虚地将信将疑。不断说：“我当时教得太浅了，太浅了！”
我说：当然，后来我又遇到了一系列重要的老师。例如就在这个杭州城里，还住着一位我最后一位老师，也就是大学毕业前的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把我接到离我家乡很近的奉化一座山间老屋中避难，我在那里有幸找到了蒋介石的一些藏书，攻读了年轻人艰难读下来的《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当我离开那座山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而我已经拥有较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
第一个老师和最后一个老师都在杭州，可见杭州对我是多么重要。
何杏菊老师让我找到了我的童年。人的一生有很多秘密往往隐藏在自己和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例如我以前来过杭州那么多次，就一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条街道，某个房子的某个抽屉里，找到我六岁时的模样。
这正像，前些年有人造谣我在文革中做过什么，引发了很多起哄者，但家乡的深山藏住了我的那些岁月。那所老屋还在，《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还在，盛老师更是健在，大家都笑而不语。终于，谣言不攻自破。
何杏菊老师让我一次次回想起那所乡间小学。我告诉何老师，前些年，同班同学沈如玉担任了家乡的教委主任，到上海传达乡亲们的一个意思，想把那所小学改成“秋雨小学”，被我拒绝了。我只是同意，在小学内的某处刻一行字：“我国一位教授，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全部早年教育。”
我还能认出来，沈如玉就是那张合影最后一排左边第一个穿白衣服的小男孩。
最后顺便说一件趣事。我的小学没有以我的名字命名，但前不久看上海的《新民晚报》，我从农村到上海来读中学的那所新会中学，已经将一座漂亮的楼房命名为“秋雨楼”。我的这所母校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我看了新闻还是感到颜汗。亲爱的母校，我怎么担当得起！
——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